归绥三大号 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

        归绥三大号 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

        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这就是归绥（今 呼和浩特）“三大号”的名称。其中大盛魁一家，尤其有显著的代表性，元盛德、天义德两家虽与前者分享鼎足声名，但实力不如其雄厚，触须不及其广泛，所以到 辛亥革命时期，两家相率倒闭，如烟消烬灭，没有引起当时社会及商业上的任何波动。而大盛魁则比那两家多延长了大约20年才歇业，在这最后20年间，它虽然 已成强弩之末，但对全市商业，却仍起着一种大树庇猢狲的作用，至于它歇业后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说明呼和浩特在前清时代的商业特 点，就有必要把这个城市的早期情况先谈谈。

 

        自明朝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土默特部首领俺答开始与明朝打麻烦、其主要的愿望之一，就 是要迫使明廷答应在长城沿线各口开马市。所谓马市，就是蒙古族人可以公开用马和其他牲畜换买内地商人的日用百货，解决牧区人民生活上的困难问题，这从俺答 当时作为鞑靼国右翼各部落统帅的地位来说，他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而他的实力也足够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非常手段，可是明朝这位嘉靖皇帝，偏偏是个刚愎任性 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肯批准开马市。这就造成俺答年年扰边的借口，到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围北京，嘉靖皇帝才于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允许谈判开马市。但开了不 久又闭了，俺答仍继续扰边不止，直到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才因俺答受封而结束了这个麻烦局面，按年按季开马市也成为双方都须遵守的制度。从嘉靖八年 至隆庆四年，经过42年的斗争，才算解决了这个互市问题。然而这次解决，正是充分说明呼和浩特在明朝是没有坐地商业的。

 

        自清朝于顺治元 年（公元1644）入关，建立帝国以后，长城内外，合为一国，内地人民出塞已不能以投敌论罪了。同时由于明朝马市的废除，内地商贩出口外做买卖，不仅成为 当时的必然趋势，而且也是广大草原牧民们所迫切希望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呼和浩特有坐地商业的开端，也是它以“通事行”为重心而形成商业特殊情况的来源，终 前清二百余年间，这种以“通事行”为商业领班的现象，迄无重大的改变。读者也许要问“通事行”是什么行业呢？简单地说，就是：凡和不会说汉语的民族做买卖 的行业都叫做“通事行”，但主要是以蒙古族人为对象。这种行业的店员、学徒，从幼年初入商号就必须学习一种发音不正确的蒙古语，这种语音虽不正确，却能通 行各地，凡懂蒙古语的人都能听懂，称它为“买卖语”。意思就是指它只能做买卖，不能在语音语法上求全责备，有时蒙古族人把它当笑话说着玩。然而这种行业的 老手，不仅能说正确的蒙古语，有个别人甚至能写相当精练的蒙古文，上面标出的“三大号”便是“通事行”的权威，它们的店员学徒，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三大号”的商业分支店和驼运队，遍布于今蒙古国、我国的新疆等地。每年大量运出百货，运回远方土产，在不等价交换的欺骗剥削方式下，它们的利润是不能 用百分比来计算的。因此，它们在清初虽然都是些小本经营的可怜小商号，但到乾隆时期便已发展成为控制全市的商业主流了。

 

        为了叙说简便起 见，只以“三大号”中最有代表性的大盛魁为话题，为读者谈它们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吧。据老辈传说，大盛魁是在清朝康熙初年由山西省祁县张、王、史三个小商 人合伙组成的一家小“通事行”，经营数年，营业情况极坏，甚至连每天的食用品也挣不来。某年除夕，三人煮了一锅小米粥，聊以充饥，适有一位素不认识的蒙古 族人拉了两峰骆驼来投宿，卸下驮子以后，这位客人就出门访友，一去不返，经过相当时期的寻访，始终杳无下落，拆来驮子检视，发现所驮尽是元宝银。三人商量 把这笔银子作为贷款使用，等候客人回来，按本利计还他，也不犯法，数十年后，营业已到称雄塞外、远近闻名的程度，而这笔贷款仍没有人来收。三人就遗嘱子孙 和后继经理人，把这笔贷款作为财神的投资，记入万金账。每三年算账时，必须把财神股份的应得利润，另款存储。这是大盛魁独有的一项奇怪铺规，本市老年人都 知道。

 

        大盛魁驼队，是用房子（即帐蓬）来计算的。每199峰骆驼编一队，叫做“一顶房子”。其编法是这样的，每14峰骆驼连为一串，由 1个驼夫牵引，14串为196峰骆驼，再加3个领房子押货人的3峰骆驼，和1个引路寻水人的1匹马，就凑足200个牲畜了。

 

        每一顶房子所运的货物，本来就不算少，而大盛魁每年派出去和返回来的房子，却是以几十顶计算的，它的正确数字，外人很少知道。但从它那跟房子的蒙古种巨獒数字上，可 以估计个大概。据说每顶房子都有7至10只巨獒跟着，为宿营守夜之用。经常饲养有七八百只，如果数目达一千，该号就要给这些功狗演一台戏，假定以10头巨 獒护送一顶房子来计算，那么，大盛魁每年出入的房子，至少也有七八十顶，这从旧社会一个边疆城市的商号来说，其规模就不能不算惊人了。

 

        这些驼队所到达的地方，近处有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乌鲁木齐、库车，远处有伊犁、塔城，更远还到莫斯科，拉骆驼人称莫斯科为“茂司嘎洼”。 他们从那里回来，坐在茶馆里，津津有味地给同座人谈俄罗斯的风土人情。当年本市所卖的纺织品如哈喇、毕图绒、毕几、羽翎缎、羽毛纱、大绒、各色毛呢、毛 毯，都是这些驼队从俄国运来的，至于从喀尔喀、新疆等处，则除运回土产珍贵皮张和干果药材外，主要是换回驼马羊三种牲畜。我们说换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为许多商品都是用驮出去的东西交易回来的。他们究竟运出去些什么货色呢？那可以这样说，凡是那些边远地方各族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简直是应有尽 有，但最主要的还是砖茶、绸缎、布匹。

 

        像大盛魁这样的商号，并不是一种孤立单纯的“通事行”。它是按照自己业务上的需要，分设了各种专 业支号，例如砖茶是第一主要商品，它就有自己投资开设的三玉茶庄，分布在产茶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沙、汉口等处，又在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宁夏等处设置集 散堆栈，这就是专门经营茶的负责分号。绸缎布匹是第二主要商品，它也有自己投资开设的绸布庄天顺泰，经常派有买客住在京、津、苏、杭替老号负责采购纺织 品，此外，款项需要流通，则有自己的票庄大盛魁，专负国内各大城市汇兑银钱之责（那时还没有银行），货物需要调拨，则有自己的货栈东升店，专负各路驼队来 去装卸杂货之责，除马庄远设到武汉、羊庄长设到北京以外，还有在本市专负零售小群杂畜的羊马店德恒魁以及专负本市拨款过账的钱庄裕盛厚。

 

        从上述的大概情况中，我们不难看出大盛魁在前清时代是怎样一种气派了，其余两家虽不能与它平分秋色，但并称“三大号”，也就可以说明它们并不是附庸小邦 了，当前清还是闭关自守的纯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规模的“通事行”就不能不算作财雄塞北，垄断一方的商业了，所以每年秋冬之际，“三大号”的驼队把交易商品 带回来时，不仅戏园饭馆活跃起来，就是各行各业的生意“流水”，也都是表现一种突然的繁荣。以“通事行”为中心，这是当时呼和浩特商业的一个特点。

 

        这种局势延续到前清庚子（公元1900年）以后，就逐渐起了变化。首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洋行来了，最早是隆昌行，跟着有平和、怡和、仁记、美兹等等大小 数不清的洋行纷至沓来。其中有真的，也有外国流氓骗子空手挂牌的假洋行。凡“三大号”从前所做的生意，这些洋行几乎无一不做。在这样激烈竞争之下，天义德 最先垮台。元盛德继天义德之后，也宣告歇业。现今只在旧城小召后街留下一个胡同名称，叫做“元盛德巷”，仅供后人指点作谈话资料而已，大盛魁自辛亥革命 后，社会动荡不安，这就使它的驼队无法通行，大量高利剥削旧债也无法收回。无源之水，早晚必涸，所以苟延20年之后，仍不免根叶并萎，一败涂地。可见封建 时代的民族资本，到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状况时，不论它们的资力怎样雄厚，如不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服务，便没有出路，这仅是从我国民族资本这一方面来谈的。 如果我们再从我国边疆各民族地区的劳动人民这一方面来谈的那种受剥削、受压迫的惨状，就更是一言难尽了。简单地说，这些广大的劳动人民（主要是牧民），受 着执政王公的压迫，受着贵族牧主的压迫，另外再加上边商高利贷的普通压迫，试想在这层层压迫之下，他们的生活怎能不陷入穷困悲惨、万劫不复的境地呢？

 

        也许有人要问边商“通事行”，只能说是一种剥削，怎么能列在压迫之列呢？读者不知前清大盛魁住在喀尔喀、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的老经理，多数是从清政府开 捐例时候，花钱买有官职头衔的，最高可以买到候补道，加捐二品顶戴。他们凭这种地位，放账收账，不仅广大劳动人民不敢抗拒，就是一般贵族，假使到期不还账 的话，他们就要衣帽整齐，翎顶辉煌地去见执政王公，要求替他催债，那些执政王公也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当然唯命是从，这就可以看出这些边商经理，能够和部 落执政王公分庭抗礼，实际上是操纵在握的。这种情况，怎能不说是压迫呢？以上所谈，都是一些陈迹旧话，仅供将来研究地方历史的人们作参考。文/荣  祥